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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兰·昆德拉新作出英文版
2015-06-22 08:56 来源:Vansky
捷克裔作家米兰·昆德拉(Milan Kundera)在他开创性的小说《笑忘书》(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, 1980)和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(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, 1984)里重新定义了小说的形式,书写苏联阴影下的祖国,审视那里个体与政治之间的互相渗透,以及幽默与不敬在极权主义国家中所扮演的颠覆性角色。
在1980年的一次访谈中,他回忆,那段时期,有无幽默感是一个人是否值得信赖的重要标志。不过,他补充说,“笑”也有很多不同的形式,有真诚的欢笑,也有“狂热天使”式的笑,这种人对自己的世界观过于自信,所以“谁不欣赏他们的笑话,他们就可以把那人吊死”;另外还有为生活中卡夫卡式的荒诞(特别是在专制统治之下)所发出的笑,以及“宣告一切都没有意义”的虚无主义的笑。
《庆祝无意义》(The Festival of Insignificance)只有薄薄一本,是昆德拉最新的中篇小说,主人公是一群住在巴黎的朋友们——昆德拉现居法国,自从1975年起,法国就成了“他的第二故乡”。书中重复了他之前的若干主题,但是这一次,他并没有就政治与精神上的自由做出深刻思省,而是就人类恶作剧、谎言与做出乖僻选择的倾向进行了一番小小沉思——比如有个侍者假装自己来自巴基斯坦,用自编的语言胡说八道;有个健康的男人假装患有癌症(那一节的名字叫“暗藏在重病中的魅力”);女人们看上一个乏味的男人要好,正是因为他乏味无趣,可以和他聊些庸俗的话题。
事实上,这部中篇小说(用法语写成)不止发生在巴黎,也反映出一种巴黎沙龙式的作风,一种对信口开河的消遣与姿态的迷恋,这和作者早期著作中那种中欧气质截然不同。那些早期作品关注的不是久经世故,心怀厌倦的西方知识分子们的智力游戏,而是小国家与平凡的人们在暴君统治中坚持独立的斗争。
米兰·昆德拉
Gallimard/Agence France-Presse—Getty Images
在昆德拉的早期作品中,“玩笑”意指一种对官僚主义与意识形态必然性的不愿屈从。而在《庆祝无意义》中,玩笑不再是一种反抗,也不是戏剧的魔力中单纯的欢乐。它们成为虚无主义的恶作剧,或是那些自诩为艺术家的人们自娱自乐的倦怠行为。
“我们很久以来就明白世界是不可能推翻的,不可能改造的,也是不可能阻挡其不幸的进展的,”书中一个人物对那个假装成巴基斯坦人的侍者说。“只有一种可能的抵挡:不必认真对待。但是我看到我们的玩笑已经失去其能力。你强迫自己说巴基斯坦语寻开心。也是白费。你能感到的只是疲劳与厌烦而已。”(本段翻译来自马振聘中译本——译注)
《庆祝无意义》中偶尔会勉强试图插入一些意义。书中有一个故事,是斯大林经常给别人讲起的,他说自己在一棵树上看到24只鹧鸪,用枪里的12颗子弹打死了12只,然后走了好几公里回家,又拿了12颗子弹,看到剩下的鹧鸪还停在那棵树上等死——这则轶事在这位苏联独裁者的许多真实传记中亦曾被提起。
书中的叙事者还做了若干皮兰德娄式(Pirandello-like)的旁白,他或许是,也或许不是昆德拉本人的化身。还有一些描述是关于书中两个角色同他们的母亲之间的关系,读来不太可信,似乎是想让人回想起加缪的小说《局外人》(The Stranger)中叙事者与母亲之间的关系。
这些参照并未能提升这本书,抑或为它带来附加的意义。书中的一个角色喜欢凝视别人的肚脐——他专门在巴黎的街道和公园游荡,看着年轻女人的小腹,同时发表一些装腔作势的哲学评论,这一段读起来有点像一则关于自恋狂的玩笑,忸怩而又平淡;而小说的题目“庆祝无意义”则像是一个洞悉一切,先发制人的玩笑,戏谑地说出自身的肤浅。